踌躇满志的知青。（图中右二为阳丽波）
劳作归来。（图中右上为阳丽波）
容冰儿回忆知青岁月。赵可义 摄
容冰儿在农场割胶。
何丽萍参加全省知青经验交流会。
闲时，容冰儿弹月琴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全国知青“上山下乡”掀起高潮。正值花季年龄的初高中毕业生，怀着满腔热血，来到艰苦的农村、农场锻炼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如今，近４０年过去了，当年的翩翩少年，而今已进入知天命之年。在那个交织着火热青春的年代，每位知青心中都有一段故事、一段属于他们的难望岁月。在近日台山市档案局召开的“知青上山下乡”代表座谈会上，记者有幸结识了部分知青，倾听他们讲述那激情岁月的故事……
１ 自弹自唱，苦中有乐
人物简历：容冰儿，１９６９年８月到海南下乡，１９７２年成为农场一名老师，１９８１年跟随丈夫回台山，在该市斗山镇从事妇女工作２０年。
１９６９年８月，刚刚初中毕业、年仅１７岁的广州人容冰儿主动报名到海南，参加声势浩大的下乡运动，当时她的家庭成份不太好，所以愿意“主动追求进步”。此外，家里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，兄妹五人，她毕业之后没有工作，如果到农场，每月还可获得２２元的工资，所以她便主动报名去了海南。
容冰儿被分到海南建设兵团，进入了五师四团东升队。当时海南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，即便是扎头发用的橡皮筋都要从广州运过来，更不用说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，但是，当时的容冰儿非常单纯，怀有雄心壮志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她说：“当时干劲很高，有时候一天工作２０多个小时都不感觉苦。”
虽然当时的她很愿意干活，但是毕竟以前没干过活，干起来很生疏。她说：“刚开始别说割胶这种技术活，就连锄草都不会。多亏了农场的老工人手把手地教我们。因为我愿意学习，不到３个月的时间，干起活来已经像模像样了。那时每天天亮前就起床割胶，太阳升起时收工，因为胶见光后就不易割。有时候有突发的任务时，半夜１２点半就要起床，一直忙到早上９点钟。有时候，一天可以割一个大树位。”
当时，海南有很多蛇，一不小心就会被蛇咬。容冰儿回忆说：“有一天凌晨去割胶，我刚放下筐，感觉筐下面有东西在动，仔细用灯一照，原来是一条蛇——后来才知道是含有剧毒的眼镜蛇，我赶紧扔下扁担，撒腿就跑。”“有时候，被窝里都会发现蝎子，所以睡觉前，总得好好检查被窝。在插秧时，如果碰到‘芙蓉田’，也有危险，因为这种田没有底儿，陷进去的话，可以漫过头顶。老工人有经验可以自如地化解，但对于我，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。有一次，我就陷了进去，感觉身体向下陷，越紧张，下陷的速度越快，已经漫过了腰间，老工人急忙扔条绳子过来，让我系在腰间，然后扔过一块板，我将手扒在板子上，才被拖了上来。上来之后，我惊魂未定，不禁痛哭起来。以后插秧时，我就老老实实地跟在老工人身后，不敢轻易涉险了。”
容冰儿还记得在农场度过的此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：“我们５个女知青住在一起，春节我们发了些鱼和肉，自然欢呼雀跃，但是我们没有厨房，平时做饭都用农场工人的厨房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我们手捧着鱼和肉到处寻找工人的厨房，但是家家都在做饭，当时工人也比较贫困，儿女比较多，我们不好意思打扰。转来转去，看着工人们其乐融融，我们心中不禁一阵酸楚。直到晚上１０点多，我们才找到一户厨房做饭。”
容冰儿说：“虽然当时条件艰苦，但是我们心中并没有感觉到苦，总是有办法自娱自乐。晚上，我们义务给农场的老工人当辅导员，学毛著，学习文化，组织看电影。平时，连队有很多活跃分子，休息时大家可以放松一下，有一个汕头的知青会弹‘月琴’，然后我们５个姑娘就开始向他学习月琴，很快我们姐妹五人都会弹了，自弹自唱，晚上休息时，在篝火周围，活跃分子就会组织大家唱歌、跳忠字舞。”
容冰儿的丈夫１９６８年到海南，是当时的“政治学徒”，在五师四团综合厂任厂长，１９７３年，他与容冰儿相识，并很快结婚。容冰儿１９７２年做了一名老师，一直到１９８１年跟随丈夫来到台山。现在，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广州工作，均是台山户口。１９７０年，容冰儿本来有机会返回广州，但考虑到已经有了家庭和工作，所以就留在了台山。如今，容冰儿已经在基层作了２０多的妇女工作，因为工作踏实，她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
２ 那时的苦，这时的甜
人物简历：阳丽波，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到海南，最后成为老师，１９８３年跟随丈夫回到台山，退休前，一直在广海镇粮管所工作。
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４日，对于初中毕业、年仅１９岁的广州人阳丽波来说，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对于当时上山下乡的大潮，阳丽波仍记忆犹新：“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从学校送到码头，码头人山人海，排着长龙，亲人送别的泪水飘洒着，我们对前景充满了憧憬，当时自己不懂得哭，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，就感觉去乡下‘农忙’，很快就会返回。”
１６日，她抵达海口，一起来的４１人被分到五师四团，每人分到两条长凳，一张床板。“当时，我们有点迫不及待，一心想着‘农忙’。没想到之后的一个星期，我们一直都在‘农忙’。每天早上６点起床，一直干到晚上９点。一周过后，全身骨头都散了架，不想起床了。当时组织上有人把拖拉机上的一块烂铁当成了起床的钟，每天早上６点，钟声便会准时响起。因为我们实在是不想起床，所以钟声激起了不少人的反感，有一天不知道谁把这起床钟给藏了起来。大伙原本以为可以好好睡上一觉，没想到那天却被大油桶的敲击声催了起来。‘丢钟事件’引起了领导的重视，被定性为‘破坏革命’的行为，当时追查偷钟的知青，可没人愿意承认，最终没查出个结果。”
阳丽波说：“不久以后，我被安排到机耕连当起了厨师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不懂煮饭，把饭烤焦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不忙的时候，我喜欢跟着男司机学开拖拉机，当组织上成立‘三八拖拉机组时’，我已经学会了开拖拉机，于是就被调去当了司机。当时队里有５个广州的知青，随后又调来２名。虽然拖拉机是技术工，还算比较轻松，不过也有危险的时候。当时，我们机耕连主要任务是开荒，分为夜班和白班。上夜班必须半夜起来，一辆车负责一个山头。山头很大很空旷，我都是一个人开车作业，荒山野外，山上有很多蛇、蝎子等毒虫，还有许多野兽，万一碰上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有一天夜里值班时，车子坏在了半山腰，要到附近的山坡上求助，走到半路的时候，突然有一条１米多长的银环蛇向我爬过来，当时就吓得我马上关掉手电筒，感觉蛇走过去了，我撒腿就向山下跑。”给记者讲述这件事情时，阳丽波仍然情绪激动，不过，在现在的她看来，下乡的这段经历大多还是值得回忆的。她说，有时想想，还很有趣。
１９７０年，阳丽波认识了五师四团武装连警卫通讯班的赵永勇。赵永勇是１９６８年９月“四清运动”时来到海南的，２年后，赵被调到机耕连当司务长，经人介绍，他们开始交往，感情“顺其自然”地发展。１９７３年，“四块床板合成三块”，他们就算结了婚。后来阳丽波当了一名小学教师。１９８３年，她“死心塌地”地跟随丈夫回到了台山广海镇，丈夫在该镇工商所当了一名普通的员工，而她则在该镇粮所上了班，一直干到退休。
３ 难以割舍，只因爱上这片土地
人物简历：何丽萍，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２日到台山汶村公社下乡，１９７０年被推荐成为台山一名民警，１９７７年结婚，退休前，在台山市市府办工作。
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２日，何丽萍成为抵达台山县首批广州知青中的一员。何丽萍回忆说：“当时，我们坐在解放牌大卡车上，从广州出发，一路高歌到台城。那时可没有高速公路，虽然路途颠簸得厉害，但是丝毫没有感觉疲惫，车上红旗飘飘，高唱毛主席语录。”
当时，何丽萍与来自广州海珠、荔湾区的５０多人来到台山，成为首批抵达台山的广州知青。年仅１６岁的她，被分到汶村公社茭一大队。其后，广州知青陆续分批来到台山，纷纷抵达汶村、赤溪、深井、北陡等边远公社（当时称台山县公社）。何丽萍说：“我们当时的想法很单纯，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接受贫下中农的‘再教育’。刚初中毕业，没有接触过社会，什么也不明白，就高喊着毛主席语录开始了下乡。”“当时环境恶劣，茭一没路可走，真是‘十个脚趾’走路。一年到头没有穿过鞋，以至于下乡时拿来的鞋子，最后再穿的时候，已经不合脚了。”在回忆劳作时的情景时，何丽萍说，一根扁担要挑１００多斤的东西，当时身板很单薄，有时候带病也要坚持干活。不过，在劳作过程中，与周边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在农场学会了很多东西。
１９６９年，何丽萍作为台山市公社知青的代表，参加了省知青活学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大会，随后又参加了佛山区、广东省知青大会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１９７４、１９７５年，正值大批知青返城之际，何丽萍的人生重新面临选择，而此时的她则选择留在台山。她说，已经对台山这片土地比较熟悉，并且爱上了这片土地，所以就留了下来。当时，她凭着良好的表现，被推荐为一名人民警察。１９７７年，她与一位台山青年结婚，彻底扎根在了台山。对于当初的选择，何丽萍说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 文／本报记者 赵可义 注：文中图片除署名外，均为资料图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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